中新社北京8月10日电 题：梁启超与卫礼贤为何堪称东西文化整合“双生子”？

作者 刘海滨 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

(资料图)

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摆在人类面前的，一面是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深层危机；一面是科技飞跃性突破带来的难题。对此，需要人类智慧全力以赴，东西文化深入交流、整合，乃至发生新的跃迁，这是时代的呼唤。

所幸的是，伴随着先觉者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反思，东西文化整合之旅在20世纪初已起步。梁启超与卫礼贤(Richard Wilhelm)作为文化经历者、体验者，一由东向西，一自西徂东，两人如同肩负同样使命的“双生子”，打开了东西文化整合的通道。

返本开新之道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旅居日本的梁启超于1903年远渡美国，为的是联络海外华人寻求赞助，当然也想到冉冉升起的“新罗马帝国”一探究竟。旅途所见，他一面痛心于华人社会的停滞不前，同时一把号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病症：物质生活片面发展，精神生活贫乏枯竭——人类文明有堕坑落堑之虞。这个认识犹如囊中之锥脱颖而出，确立了其立足本国精神根基、整合东西文化的为学宗旨。

1918年底，梁启超一行数人到欧洲考察。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散，到处充满着幻灭的气氛。文艺复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西方，遭遇了第一次重创。慕尼黑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出版了一本书，名为《西方的没落》，立刻引起巨大反响。欧美文化精英们慨叹：现代文明到了重新调整方向的时刻。

1919年秋冬之际，梁启超在巴黎郊外的寓所写作《欧游心影录》，系统总结了他关于东西文化整合的思想：立足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，返回人类精神之本，开出适应现代需求之用——此之谓“返本开新”，正是其基于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。

沟通中西之路

与梁启超同时，一位西方学者正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。1873年5月10日，卫礼贤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，只比梁启超晚了两个多月。1899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来到其时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，对中国文化一见钟情，此后20年一直待在中国。他通过兴办学校，结识了一批精通旧学的学者，特别是1911年之后前清遗老及各界文化人士纷纷来到青岛避难，卫礼贤与他们一道组织“尊孔文社”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。一同参与交流活动的，还有在青岛旅居的德国学者，他们经常开展东西方对话，故又称“中西文社”。再加上随后兴起的经典翻译，这些活动成为卫礼贤深入学习中国文化非常有效的方式。到1920年前后，卫礼贤已是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和汉学家。

值得关注的是卫礼贤与劳乃宣合作翻译《易经》的经过。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、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，不仅传统学养深厚，对于世界形势、各国政治也非常了解，还精通数学和音韵学，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和拼音。1913年，由前山东巡抚周馥郑重引荐，卫礼贤成了其时已逾七旬的劳乃宣的正式弟子。劳乃宣详细讲解《易经》的文句义理，卫礼贤在理解消化的基础上逐句译成德文，为防止遗漏和偏差，再回译成中文，请劳乃宣校正。在此期间卫礼贤陆续翻译出版了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列子》《庄子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等经典，《易经》的传习和翻译则历时数年，至1921年终于完成。1924年卫礼贤应法兰克福大学之聘回国，同年《易经》德文本出版，随后被转译成各种文字，传遍整个西方世界。

卫礼贤的文风与梁启超相似，其翻译的中国经典并不强调文句层面忠实原著，而是把握其精神主旨，以生活化的语言疏通大意，因而大受欢迎。除了儒道经典，他还选译《三国演义》《聊斋》等通俗文学，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章。同梁启超一样，卫礼贤沟通中西，乃是立足当下，面向未来；通过他的翻译和著述，不仅力图呈现给西方一幅完整的中国文化图像，更通过这些表象传达活泼的中国文化精神，进而激活与拓展西方文化。可以说，德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经由卫礼贤的作品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逐渐深入。

文化体验之旅

与一般人眼中的“做事业”不同，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认同植根于自身体验，是自我生命成长的需要。他把与中国相遇看成一种天命，以自身生命感知中国人的心灵，乃至与往圣先贤精神相通。

中国文化的学习，反过来又促进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体认。一战结束时，卫礼贤为家人和羁押在青岛的德国战俘写过一本小书——《耶稣其人》。与常规的《圣经》解释不同，卫礼贤将耶稣看成不断走向彻底澄明之境的“修成”的圣者；换言之，将“道成肉身”转换为东方读者熟悉的“肉身成道”。这当然与卫礼贤汲取东方文化有关，但并不能简单看成是东方思想的移植，而是借由东方触发西方宗教丰富的灵性资源，就如经由佛教东传，儒学开出了宋明理学，既不能否认佛教的激发作用，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儒学的借用或变异。

卫礼贤立足于求道之志和心灵体验，其文化沟通达致精神超越的层面。1925年，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中国学社，在成立仪式上作了题为《东方和西方》的发言，概括了对中国学社的期望，亦即自己的文化使命。他指出，中国学社旨在连接东西方的精神，不能停留在表面，而须追问中国及东方根植的最深层力量。

对此，梁启超与卫礼贤二人共同的好友张君劢看得清楚，指出“卫礼贤不是文化研究者，而是一个文化经历者，一个文化领会者”。二者的区别在于方式不同，一为外在考察，一为内在体验。文化经历者是从个体生命需求出发，寻求自我精神困境的解决之道，以此为基础推己及人，再推广到整个时代；而文化研究者是从所谓客观(外在于自我生命)的问题出发，与自我的生命体验是隔离的。

同样，梁启超也是个文化体验者。依据自己的修身体验，梁启超拈出王阳明和大乘佛教。“大乘”指的是佛教究竟圆融的意旨，其特质是世俗生活和超世精神圆融为一，佛教的发展可看作是此宗旨不断开显的过程。实则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，冯友兰用儒家的语言概括为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一方面，儒释道三教通过互相激发，在各自内部不断趋近之或完善表现之；就文化整体而言，至少从唐宋以来，三教融合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，其内在理路即是不断趋近此真精神。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教法，从儒家内部发展来说相当于儒家的“大乘”，就中国文化而言，则可看作三教融合的成果，其特点是每个人就各自职业和身份的方便，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修炼精神，被梁启超认作适合现代人的“不二法门”。

共担使命之友

1920年后，卫礼贤短暂回德国，1922年初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再来中国，1923年受蔡元培礼聘在北京大学教授德国文学，同时创办“东方学社”，在此期间与梁启超、胡适、张君劢、徐志摩等来往密切，结为挚友。

卫礼贤对梁启超十分推崇，不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援引和转述梁启超的思想，还在中西互释的语境中与之唱和，例如在将梁启超所作《佛教心理学浅测》翻译成德文的同时，自己又写了一篇续文加以引申阐发，甚至还向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推荐梁启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。

走完高度神似的人生道路之后，两人差不多同时离世。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去世；不久卫礼贤也突然旧疾发作，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国图林根病逝。两人仅得中寿的一生，因异常勤奋和精力充沛，各自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，分别在东西方取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梁启超与卫礼贤作为肩负同样使命的“双生子”，打开了东西文化整合的通道。正如梁启超返本开新的道路为后来的现代“新儒家”们所继承，卫礼贤的经典新译和中西互释路径也为后继者开启了一片新天地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刘海滨，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，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，副编审。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和古典学术的研习和传播，主编《原学》辑刊，出版专著《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》、编选《熊十力论学书札》等，策划出版的重要图书有“新编儒林典要”丛书、“佛门典要”丛书、“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”、《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：梁启超谈家庭教育》《致“新新青年”的三十场讲演》等。